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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保护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隐私 时间:2020-11-16 浏览:
在制定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时,不应该一刀切,而应该对产业的特性,以及其发展阶段有所考虑

前几天,上海社科院举办了一个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研讨会。主办方也给我发了邀请,让我去谈一下和隐私保护相关的话题。坦白说,在收到邀请时,我是很犹豫的。虽然我也写过几篇关于数据、隐私方面的论文,但都是经济学方面的,关于法律还是不太敢妄议。后来,主办方和我说就谈经济学,我才诚惶诚恐地接受了邀请。

为了不至于让发言太外行,我找了很多文献来读,结果关于“隐私”这个概念就纠结了半天。在看了无数关于“隐私”的定义,做成几页PPT之后,最后留在我心中的只有学者齐默尔曼(Di-aneZimmerman)在《耶鲁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说的一句话:“隐私概念真是像九头蛇(Hydra)的头一样,多到数不清”。

几经周折,花费了几天工夫,终于作了一个名叫《隐私的经济学分析》的演讲。令我欣喜的是,在我作完了这个演讲后,十分意外地收获了好评。在座的不少资深法学家都说这个演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了很多不同的思路。其中的几位专家还鼓励我把这个报告写出来,给他们作为参考。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将这些并不算成熟的想法写成一个专栏,权当交一个阶段性的作业吧!

隐私的经济学分析:一段小史

在开始介绍经济学家对隐私的分析前,我需要先澄清两个概念:“隐私”和个人信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定义不同。有些国家,如美国等秉持“一元论”,认为两个概念是等价的;而另一些国家则持“二元论”,对两个概念做了更精细的划分。由于关于隐私的经济学分析主要源于美国,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就暂且采用“一元论”的观点,不再多加区分。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德罗·阿奎斯蒂(AlessandroAc-quisti)曾在一篇综述性的论文中把经济学家对隐私的分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而第三阶段则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阿奎斯蒂在分类时,综合考虑了议题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但事实上如果只看议题,那么后面两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合并在一起,只不过从技术上看,九十年代的研究偏重于文字性的讨论,而新世纪之后的研究则更多地利用数理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就将这两个阶段合在一起进行介绍。

先看第一阶段。从讨论的话题上看,这个阶段关于隐私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和用工方面。而从思想源流上看,这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是芝加哥学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时代的特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政府究竟应该加强管制还是放松管制的争论十分激烈,而劳动力市场就是政府管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因此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也就成了持两派观点的经济学家竞相关注的焦点。当时,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曾讨论和出台过不少相关措施,限制用工单位对求职者的个人信息进行过多调查。显然,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一项管制。

从总体上看,芝加哥学派在经济政策上是主张放松管制、回归自由放任的,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作为劳动力市场管制的隐私保护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运作,因而是不应该提倡的。

在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中,最有名的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在法律经济学领域,提起波斯纳可谓是无人不知,他不仅长期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审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还著作等身,出版过几十部专著,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其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至今依然是法律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经典。

从1978年开始,波斯纳就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讨论了隐私保护的影响,对于严格保护隐私的观念提出了十分犀利的批判。总的来说,波斯纳对隐私保护的反对主要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效率上的。波斯纳指出,市场经济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息公开、对称的基础之上,只有当市场上的人都知道彼此的信息,才能有效地进行交易,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配置。而从本质上看,保护隐私、限制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和披露就是对信息的隐藏,这不仅在法律角度上是侵犯他人知情权的,在经济上也是无效率的。由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交易对象的客观信息,因此资源就可能因此而造成严重的错配,从而造成对效率的严重损害。

波斯纳的第二个层面则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的。在很多主张隐私保护的人看来,之所以保护隐私,是害怕人们的某些信息被公之于众之后会遭受到相应的歧视。例如,在求职过程中,一些人可能患有某些疾病,这些疾病虽然不会影响他们对工作的胜任,但在多数时候却会让他们在竞聘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对于这个观点,波斯纳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他指出,虽然限制搜集隐私可以避免针对个人的歧视,但这却会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统计歧视”的增加。顾名思义,所谓“统计歧视”指的就是基于某些统计特征的歧视。比如针对某些地区人的“地图炮”,或者针对某些专门职业的“职业炮”,都是统计歧视的体现。

为什么波斯纳说限制搜集隐私会导致统计歧视的增加呢?其实我们看一下不久前的抗疫情况就不难明白。在“健康码”推出之前,很多地方对于疫情的控制采用的主要是“一刀切”的办法,对于到过疫区的人,甚至持有疫区身份证的人都严加管制,甚至谢绝进入。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批评,但其实在当时,这些地方的政府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无法精确地知道每个人的确切信息,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一种比较粗的标准来进行管控。而“健康码”推出之后,情况就变了。在被允许采集更多的个人信息之后,政府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具体状况实施精准防控。同样的道理,在波斯纳看来,劳动力市场上最大的歧视其实并不是对个人能力的歧视,而是统计歧视。基于这点,他主张放开对于隐私搜集的限制,从而尽可能地消除统计歧视。

对隐私保护提出批评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按江湖辈份应该算是波斯纳老师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斯蒂格勒从一个更为理论化的角度来分析了隐私保护问题。在他看来,隐私保护完全是私人事件,政府介入隐私保护完全是多此一举。当没有政府的干预时,个人会基于自己的成本-收益来分析究竟披露自己的哪些信息;而企业也会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考虑到底搜集哪些信息。在个人和企业的分别理性计算之下,整个市场的运作将会是有效率的,政府的介入只会干扰这一切。比如,当政府限制企业搜集数据之后,个人为了能在求职时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资质,就必须去进行一些无效率的投资,而这是会造成浪费的。